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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新時代科學家精神:他們的故事永不過時

來源:光明日報、科協改革進行時 時間:2019/6/25 16:41:0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奮斗,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擔當。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之年。面對新征程新使命,廣大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揚愛國、創新、求實、奉獻、協同、育人的新時代科學家精神,勇做科技報國的踐行者和示范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追夢者和筑夢者。
偉大時代孕育偉大精神。中國人民具有偉大夢想精神,中華民族充滿變革和開放精神。自西學東漸以來,有識之士為科學救國而奔走呼號,空有才華卻報國無門。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科技工作者才真正實現了科技報國、科技興國的人生抱負,我國科技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時空中,閃耀著一代代科學家奮力前行的奪目光芒。同樣的愛國之情、同樣的報國之志、同樣的卓越之才,他們心中想的都是祖國、是事業。在深海的驚濤下,在荒島的風沙中,在最美的年華里,在投身新中國建設的偉大實踐中,那些“用熱血去守護、用生命去捍衛”的故事從未間斷。追夢一生,他們把中國夢播種在廣袤大地。
黨的十八大以來,廣大科技工作者接過前人的精神火炬,披荊斬棘、砥礪前行,涌現出以李保國、南仁東、黃大年、鐘揚、王逸平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先進典型,他們以豐碩的創新爭先成果,詮釋了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濃烈情懷,無愧于民族脊梁、時代之光。
不同的時代,共同的精神品質;不同的行業,共同的價值取向;不同的貢獻,共同的目標追求,折射出科技工作者品質之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之美、中華民族精神之美,美美與共,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和偉大夢想精神的時代觀照。不管時代如何變化,這種精神始終能夠薪火相傳并愈加煥發出勃勃生機,召喚激勵著更多科技工作者奮勇向前。
新的時代更需要偉大精神。當前,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亦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不僅打開了國際科技競爭制高點爭奪的機會窗口,極大重塑著全球創新版圖,更進一步推動了科技與經濟、科技與社會、科技與人的全面發展、相互交織、深刻影響,國際體系在各種制度、體制、機制的不斷蛻變中正呈現新的面貌,國際關系內涵發生深刻變化,我們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央。
面臨百年未有之時代大變局,應對創新的復雜性和全球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形勢逼人,挑戰逼人,使命逼人。我們能否在新科技革命的激烈競爭中勇立潮頭,既取決于我們的發展戰略、創新制度是否完善,取決于人才培養是否科學,更取決于精神氣質是否彰顯。我們比以往更加強烈地需要科技工作者秉承國家使命、人民情懷、引領潮流、大力協同、化育新人的精神氣質,爆發出更強大的時代感召力和引領力。
接力精神火炬奮進新的長征。“科技三會”吹響了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號角,我們正闊步走向偉大復興的“新長征”。科技工作者作為時代中堅、社會之光,要自覺踐行習近平總書記“知識分子當以報效祖國和人民為抱負”的殷殷囑托,不畏任重,不懼時艱,把個人理想自覺融入科技強國偉業,洞察變革于端倪,補短板、增長板,擺脫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打造未來競爭新優勢,拓展全球視野,加強國際交流合作,在奮斗中成就創新夢想、實現人生價值。
面對人民群眾日益豐富的科學文化需求,提供精準的科技服務,提高科技對推動基層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率,是我國廣大科技工作者的時代責任,也是科學家精神的生動實踐。新時代呼喚更多科技工作者,更好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更好履行科技惠民的社會責任,以所學所研助力企業創新發展、鄉村振興和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人民健康幸福生活注入科技元素和創新動力,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把事業融入科技報國、創新為民的時代偉業中,以實際行動詮釋新時代科學家精神的真諦,不辜負黨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負我們這個偉大時代。(柯萱)
錢學森的人生選擇
 
▲錢學森
如果我們把深度、廣度、高度看作一個三維結構,那么錢學森就是一位三維科學家,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科學大師或科學帥才。
錢學森報考大學時,數學老師認為他數學學得好,讓他報數學系;而國文老師認為他文章做得好,讓他報中文系;而錢學森的母親希望錢學森學教育,子承父業;還有一些老師認為錢學森藝術上有天賦,建議他去學畫畫、學作曲。而這時的錢學森自有主意,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選擇:他要學鐵道工程,給中國造鐵路。
在中學讀書的時候,錢學森經常聽老師講到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其中在建設方面,孫中山提出要發展交通,尤其要發展鐵路交通,讓我們國家的鐵路像人體的血管一樣通向我們國家四面八方。那時中國的鐵路基本上都是外國人鋪設的,中國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錢學森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報考了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學的是鐵道機械工程專業。
當時,錢學森以入學考試第三名的成績從北師大附中考入交通大學。有一次水力學考試后,任課老師金愨教授把考卷發下來講評:“第一名錢學森,滿分。”同學又羨慕又驚嘆地議論著:“哎呀,又是100分啊!”錢學森卻滿腹狐疑。因為考完試之后,他就發現自己一處筆誤。錢學森拿到試卷找到那道題,毫不猶豫地舉手報告:“金老師,對不起,我不是滿分。”老師確認后宣布:“盡管錢學森同學被扣掉4分,但他實事求是、嚴格要求自己的學習態度在我心目中卻是滿分,同學們要向錢學森學習。”現在,這份“100分”被改成“96分”的試卷陳列在學校檔案館,成為一代又一代學生學習的榜樣。
正當他憧憬著立志做詹天佑式的工程師時,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上海駐軍突襲上海中國守軍,史稱“一·二八事變”。日軍動用空軍狂轟濫炸,由于中國守軍沒有戰場制空權,所以遭受了巨大傷亡。錢學森憤憤地對同學說,現在學鐵道機械工程對國家用處不大了,你把鐵路剛剛修好,日本飛機一炸就不能用了。為此,錢學森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二次選擇:改學航空工程,當一名航空工程師。
錢學森大學畢業后涉足航空工程。他在回顧學習過程時發現,當時航空工程師的工作依據基本上是經驗,很少有理論指導。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論,并以此來指導航空工程,一定可以事半功倍。主意一定,錢學森作出了他人生的第三次選擇:從做一名航空工程師轉為從事航空理論方面的研究。
錢學森父親對此堅決反對。他父親是20世紀初的日本留學生,回來以后一直從事教育工作。他認為過去的讀書人只動嘴不動手,這是人才培養上的錯誤。他對兒子的培養就是要讓他從事工程方面的工作。這個時候的錢學森也就二十五六歲,面對這種情況他很困惑。這時他后來的岳父、我國近代著名軍事理論家蔣百里先生在美國考察,順便看看老朋友的兒子錢學森。錢學森把心中的困惑傾訴給這位軍事理論家,沒想到蔣百里先生非常支持錢學森,說現代軍事發展空軍非常重要,我們中國早晚要有自己航空方面的專家,你學航空理論我非常同意,至于你爸爸的想法你不用憂慮,我回去會做通他的工作的。有了這么一位長輩的支持,錢學森人生的第三次選擇成功地實現了。
1955年,錢學森回國后,中國科學院安排他到當時我國工業發展水平最高的東北地區參觀。當彭德懷元帥得知此事后,讓陳賡大將去哈爾濱見錢學森。彭德懷跟陳賡說,你見了錢先生就問“我們國家能不能造導彈?”還說,只要錢先生說能造,我們就組織人干;錢先生說不能造,那我們只能等將來了。在哈爾濱,陳賡問錢學森:“錢先生,你看我們國家能不能造導彈啊?”錢學森回答說:“怎么不能啊?外國人能造,我們中國人為什么不能造?中國人又不比外國人矮一截!”回答得非常干脆。陳賡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激動得不得了,說:“錢先生,我要的就是你這句話呀!”正是這句話決定了我國航天事業的起步。
在當時,除了錢學森一個人知道導彈、火箭是怎么回事兒以外,還有兩個人只見過火箭是什么樣兒。我國航天就是在這么一個既缺人、又缺錢、又缺技術的情況下起步的。到了1986年我國航天事業創建三十周年的時候,花費的國家研制經費才180億元。這僅僅是美國研制同級別航天器所用研制經費的五分之一,但是國家要求完成的任務都實現了——火箭、衛星、返回式衛星,還有中近程、中程、中遠程、洲際導彈。
錢學森晚年曾經跟他的秘書說:我實際上比較擅長做學術理論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國家叫我干,我當時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沒有想那么多就答應了。做起來以后才發現原來做這個事困難這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國家受國力所限只給這么一點錢,所以壓力非常大。錢學森既然以國家需要作為自己的選擇,就義無反顧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了我國航天事業。
 “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國由弱變強的標志,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振奮人心、最為世界矚目的事業。但錢學森本人卻把自己的貢獻看得很淡。錢學森多次強調:“稱我為‘導彈之父’,是不科學的。因為導彈衛星工作是‘大科學’,是千百萬人大力協同才搞得出來,光算科技負責人就有幾百,哪有什么‘之父’?我只不過是黨所領導的、有千萬科技工作者參加的偉大科研工程中的一粒小芝麻,算不上什么。一切成就歸于黨,歸于集體!”(作者:錢永剛,系錢學森之子)
我的父親黃緯祿
 
▲黃緯祿
1956年10月8日,國防部五院成立。1957年底,父親調入國防部五院二分院,負責導彈控制系統的設計工作。從此,他與導彈結下了不解之緣。
國防部五院成立之初,中國的導彈研制是在有外援的情況下進行的。但在研制起步一段時間之后,便失去了外援。父輩們憋足了一口氣,一定要造出自己的“爭氣彈”。父親每日早出晚歸連續加班,幾天見不到他的人影成了家常便飯。他偶爾在家時也是神情嚴肅,一直在思考和計算。有一天,我問父親“會不會打仗呢?萬一打起來,我們家怎么辦?”父親當時奇怪我為什么會突然冒出這樣的想法,他一邊安慰一邊明確地告訴我:“不要怕,現在不會打仗的。但是你要記住,不管什么時候,要是打仗了,我們都要先想國家怎么辦,知道嗎!”
1960年11月5日,在祖國的地平線上,飛起了我國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導彈——“東風一號”。
 “東風二號”開始研制時正趕上處在全國的大饑荒的年代,糧食供應特別短缺。在國防部五院,饑餓導致有的人“上樓梯兩手扶欄桿,蹲廁所兩眼冒金花”。晚上加班,餓得實在難熬時,就沖一點醬油湯充饑。那時,父親發明了“抗餓新療法”,肚子餓得咕咕叫時,就把褲子上的皮帶向里勒緊一個扣,再緊叫,再勒緊一個扣……
研制人員所承受的壓力難以想象。夜以繼日的超負荷工作與巨大的精神壓力疊加在一起,使父親的消化道潰瘍日趨嚴重。那時為了研制導彈,父親有病顧不上治療。在長達三年多的時間里,他白天靠服用胃舒平來緩解胃酸加劇的潰瘍疼痛,夜間常常需要持續按揉或用力頂住疼痛的部位才能勉強入睡。
在經濟困難的非常時期,他和與我們一起生活的姑姑有過這樣一次對話:“姐姐,背心破了,你幫我補一下。”“別的地方都還好,怎么會破在這里?”“心口痛,揉得久了,就破了。”姑姑含著淚對父親說:“緯祿啊,你心口痛成這樣,還一直加班,真是活受罪呀!”父親就是這樣,為了中國的導彈事業,默默地燃燒著自己的生命。
從“東風一號”到“東風五號”的控制系統研制過程中,從各個型號技術方案的確定、技術指標的改進、技術性能的提高,技術故障的排查的過程中,都飽含著父親和所有研制人員無數的心血與貢獻。他們經歷著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與成功的歷練,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條件下,一點一點把中國的航天事業做大做強。
1970年,父親臨危受命,上任潛地導彈“巨浪一號”技術總負責人。在歡迎儀式上,父親有一個簡短的發言:“我來這里擔任總體部主任,是做一個技術領導干部,但是當主任是組織分配給我的工作,并不等于水平就高。我對這個型號的了解還很膚淺,甚至可以說基本不懂。所以很多東西需要向大家請教,請大家把我當成小學生,從ABC開始講起。你們向我講述問題時,如果我沒有聽懂,你們不要怕麻煩,請再給我講一遍,我一定虛心地學!”
父親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他用發自內心的真誠,換來同事們的傾囊相授。很快,從學生到同學再到先生,父親的身份發生快速轉變。他成為整個研制隊伍都很信賴的技術領軍人。
每逢發射試驗的前夜,父親都不會安然入睡。他不斷回憶著問題查找、全彈測試、導彈轉場和發射試驗大綱的每一個細節。
1982年,新華社向全世界發布公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于1982年10月7日至10月26日,向以北緯28°13’、東經123°53’為中心,半徑35海里的圓形海域范圍內的公海上發射運載火箭……”
這一次飛行試驗規模很大:直接參試人員近3萬人,三線工作人員近4萬人,出動船艦100多艘。作為總設計師的父親,肩上的壓力非常沉重。特別是,首戰出師不利,父親心里非常難過。但父親很快冷靜下來,他深知,在這樣關鍵的時刻,作為總設計師,必須要穩得住陣腳,當務之急是要爭分奪秒地查找試驗失敗的原因。
通過對遙測數據的分析和所有技術人員的共同努力,僅僅六天時間,試驗隊很快鎖定了故障所在并采取了有效防范措施。父親向上級領導張愛萍將軍匯報:“問題原因已經找到,并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建議按原計劃打第二發。”張愛萍拿起了話筒:“你是不是因為有壓力而趕時間?推遲幾天,休息一下再發射,是不是會更好一些?”“不!”父親語氣堅定地回答:“我現在沒有壓力,也不會被壓力所左右。這是我們經過反復檢查、分析、試驗、測試以及全彈模飛以后的結論,證實完全可行。我認為,就我們的知識與經驗所及,該想到的都想到了。如果再推遲,也不會有新的進展。至于休息,現在想休息也休息不成啊!”
北京方面也打來電話:“是不是再認真檢查一下,推遲發射。”怎么辦?該負責時要勇于負責而不考慮個人的得失,這是父親的一貫原則。他又把試驗的各個環節回顧了一遍,拿起電話向上級匯報了自己的意見并表明態度:“需要考慮的問題都考慮了,應該準備的一切都準備好了。我認為發射條件已經具備,不宜推遲,建議按時發射,不再延期。如果上級決定推遲,我堅決服從命令。”
最終,這次發射按時進行,并取得圓滿成功!而父親的體重下降了整整11公斤!
2011年7月,父親已經臥床不起。這時,南華大學組織的“兩彈一星”紅色夏令營到京,要訪問“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父親不顧病重,同意接受采訪。極度虛弱的父親已基本無法寫字,但為了滿足師生們的迫切愿望,還是拿起了筆。他寫的每一個字,都是由我握住他的手,把筆尖移動到可以寫字的位置上很艱難地完成的。這幅題字,也成了父親留下的絕筆:“傳承兩彈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復興重擔。”
父親一生有著許許多多動人的故事,但他從來沒有過大段的說教,他的言行猶如潤物細無聲,默默地影響著我們。(作者:黃道群,系黃緯祿之女)
我的姑爹鄧稼先
 
▲鄧稼先
生活中,姑爹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普通人。拋開已經熟為人知的英雄事跡,我給大家講述姑爹辛勞的工作和平凡的生活,講述他可歌可泣的一生。
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發動“盧溝橋事變”,北平淪陷在侵略者的鐵蹄之下。為了奴化中國人,日本鬼子強迫中國百姓向在路邊站崗的日本兵行鞠躬禮。少年鄧稼先感到十分屈辱和氣憤,他寧愿繞道多走路也不向侵略者敬禮。
1948年,美國普渡大學研究生院核物理專業接受了鄧稼先的入學申請。同年10月,他進入美國普渡大學學習。22個月后,他完成了題為《氘核的光致蛻變》的博士論文,于1950年8月20日獲得博士學位。
獲得博士學位后的第9天,鄧稼先放棄了去英國的機會,與百名愛國青年一道乘船回國。
1953年,鄧稼先與我姑姑許鹿希結婚。我祖父和祖母當面稱呼他“稼先”,私下談話時稱呼他為“鄧孩子”,視同己出。
1958年,姑爹受命研制核武器。其時,國家的經濟條件十分落后。姑爹領導的理論部每天需要工作十幾個小時,青年技術人員經常被饑餓困擾。有一次,姑爹凌晨3點來到機房檢查計算結果。為了核實一組數據,他把已經睡覺的孫清河等青年同事叫起來詢問。問題搞清楚了,天已經亮了。姑爹問大家:“昨晚你們吃夜宵了嗎?餓不餓?”孫清河抱怨說,飯還吃不飽呢,哪有糧票吃夜宵呀!姑爹聞聽后從兜里拿出幾斤糧票,分給在場的同事每人4兩。
40多年后,孫清河回想起這件往事,十分激動地對我說:“那時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糧票,又沒有副食,糧票是多么珍貴呀!當時,我拿著老鄧給我這4兩糧票的感覺,今天你給我4兩黃金也無法相比!現在想起來,我不應該收老鄧的糧票。”
為了節約計算時間并保證結果的正確性,鄧稼先注意培養大家的粗估能力。在每個方案開始計算之前,先用計算尺粗估出計算結果的范圍。如果超出粗估的范圍,就不浪費時間繼續算下去了。
在姑爹去世前,楊振寧先生去醫院看望時問他:“聽說你搞核武器只得了10塊錢獎金?”姑爹說:“不對,我得了20塊錢,原子彈10塊錢,氫彈10塊錢。”
 “文革”結束后不久,在一次核試驗中,氫彈下降的速度過快,沒有引爆。為了盡早知道試驗失敗的原因,鄧稼先不顧一切地跳上吉普車,沖向預定的爆炸中心。大家極力勸阻他不要進入三百米半徑危險區,讓防化部隊進去了解情況。鄧稼先說:“這是我做的,我知道。大家誰也別去,你們進去了也是白受污染。”說完他走入那片死亡之地。他了解到事故的原因是因為降落傘的問題,在下降過程中沒有打開。
長期工作在強輻射環境中的鄧稼先,被這次意外事故擊倒了。他開始便血,情況越來越嚴重,但是他顧不得去醫院檢查,心里只有他的核武器。
1985年7月底,鄧稼先到北京向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等中央領導同志匯報工作。張將軍發現鄧稼先的氣色不好,逼著他去醫院檢查身體并馬上給解放軍總醫院打電話,說有一位功勛科學家要來檢查身體,請他們做好準備。鄧稼先不得不服從命令。
醫生檢查的結果是直腸癌中晚期,就生氣地問他:“你早干什么了?家屬來了沒有?”鄧回答:“我是請假來檢查身體的,身邊只有警衛員。”醫生命令鄧稼先說:“你今天不能走了。”不久,鄧稼先接受直腸癌手術。手術當天,早晨8點鐘,張愛萍將軍趕到醫院,在手術室外面等候結果,等了4個多小時。10個月后鄧稼先去世了。臨終前,他囑咐大家: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姑姑曾經對楊振寧教授說,中國研究核武器的開支比外國少很多。楊先生聽后搖了搖頭說:若算上科學家的生命,計算結果就不是這樣了。
姑爹不僅是一位卓越的科學家,還是一位戰略家。1985年8月,姑爹接受手術以后,他忍著手術和化療帶來的痛苦,用他的睿智和微弱的生命在病床上寫出了關于我國核武器發展規劃的建議書。這是優秀的兒子寫給母親的最后一封萬金家書。建議書很快就被黨中央和國務院采納了。
姑爹一家的生活很簡單。起初,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分配給姑爹一套兩居室的樓房,后來調到一套三居室居住,他一直住到去世。他家里沒有沙發,家具也十分簡單,除了書架、桌子和床以外沒有什么擺設。僅有的兩個單人沙發是1971年為了接待回國探親的楊振寧從單位借的。去世之前,姑爹被任命為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他本有資格搬到部長公寓,但他沒有搬。姑爹去世后,姑姑一直住在那套三居室的老房子里,家具和陳設一點都沒有改變。
1996年6月,中國共產黨建黨七十五周年前夕,光明日報記者采訪了我父親、我姑姑、我祖父的秘書和我。記者問我姑姑,如果讓鄧稼先重新選擇,他還會走這樣一條路嗎?姑姑和我都肯定地回答說:他會的。祖國把關系到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交給了他,他向祖國奉獻了自己的智慧和生命。一生能夠如此被祖國信任,又能夠如此地報效祖國,是多么難得啊!(作者:許進,系鄧稼先妻侄)
(來源:光明日報、科協改革進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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